孙军利（音）创建了曼尼咖啡，将其打造成拥有20家分店的连锁咖啡餐馆。这张照片是她在现已有新东家的咸阳分店拍的。 THE NEW YORK TIMES
两年前，戴着手铐、脚镣的孙军利（音）经过医院的走廊去接受新冠病毒检测时，她感到羞愧和失败。现年45岁的孙女士曾经有辉煌的过去，她从一名贫穷的大西北农村女孩变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。
后来她被压垮了。
2018年，中国的国有银行突然不再向她的连锁咖啡餐馆发放贷款。后来出现的疫情断了她的现金流。到2021年5月，孙女士已失去了自己的餐馆，并因拖欠员工20万元工资而被拘留16天。
获释数周后，因为无力偿还债务，法院扣押了她在陕西咸阳的一套两居室公寓和丰田凯美瑞汽车。她上了国家的失信黑名单，不再能订酒店房间或购买机票，也不能借贷。
“我身边都是和我一样的人，”她说，她能数出几十名陷入困境的朋友，他们曾是时尚、能源、家具制造等行业的企业家。“我们都是草根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财富，”孙女士说。“又无一例外都一贫如洗，甚至负债。”
“我们都不敬业吗？”她问道。“都错了吗？”
几年前，孙女士曾是小企业主的典范，靠努力、拼杀本能和运气成了中国经济的支柱。
而现在，她处于一种截然不同的境况：随着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，企业家阶级的拼搏精神遭到扼杀。在企业主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习近平的政府不仅袖手旁观，反而对他们的冒险和失败予以惩罚，使其几乎不可能东山再起。
咸阳的曼尼咖啡。“我们都是白手起家，靠努力工作创造财富，”孙女士在描述自己和数十名朋友时说。 THE NEW YORK TIMES
中国当局喜欢将小企业比作经济的毛细血管。但多年来反复无常的政府政策、打击和黑名单使得企业遭受重创或垮掉。
在2021年中国宣称取得抗疫成功时，北京人民大学的曾湘泉教授对一家官方报纸说，“倒闭的小微企业比注册的还多。”
商业信心仍未恢复，这是中国陷入经济泥潭的原因之一。小企业约占中国民营经济的95%，贡献了约50%的国家税收、60%的经济产出，以及80%的新增就业岗位。
孙女士的事业始于20世纪90年代。因为需要帮家里挣钱，她17岁时从高中辍学，当过农民、纺织工人，在街头摆过小吃摊，也开过出租车。后来，她在村子附近约有40万人口的韩城市开了三家体育用品店，销售耐克、阿迪达斯和中国品牌安踏。那是在2008年，中国首次举办奥运会，它将自己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展现给世界舞台，而孙女士也赚来了她所说的“第一桶金”。
2013年，零售业务开始受电子商务影响后，孙女士在韩城开了一家名叫“曼尼咖啡”的面积近400平方米的咖啡餐馆，卖咖啡、牛排、披萨等西餐和饮料，这些对韩城来说都是新鲜东西。到2018年时，她已在陕西省六个小城市开设了20家分店。
在那之前几年她刚开始创业时，中国的银行不愿意向民营企业提供贷款。2015年前后，由于有了来自蚂蚁集团等在线金融机构的竞争，监管部门指示国有银行向小企业提供更多贷款。
孙女士从朋友那里租了一套公寓，她自己在咸阳的公寓因债务问题被法院扣押。 THE NEW YORK TIMES
国有银行追着孙女士向她贷款，她借了相当于130万美元的钱，扩建了餐馆，还建了一个中央厨房。但银行在2018年突然断贷，监管部门因担心债务问题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，要求银行“注意小企业贷款的质量”。
突如其来的变化让许多公司受到打击。后果如此严重，以至于监管部门开始调查银行的“不合理行为”。
但对孙女士来说为时已晚。2019年10月，她用从家人和朋友那里借来的钱偿还了最后一笔相当于约30万美元的银行贷款。她餐馆的生意不错，2018年有相当于800万美元的营收。她有信心2020年1月的春节假期会给业务带来兴旺的现金流。
春节前，由于新冠病毒开始迅速传播，她所有的分店都关了门。虽然餐馆在三个月后重新开张，但生意再也没有恢复过来。为了支付房租和工资，孙女士从关系近的人那里借了更多钱，并刷爆了信用卡。她每个月都相信下月会更好。政府没有提供任何帮助。
到2020年11月时，她已背上了相当于150万美元的负债，无法继续下去。她关闭了自己独资拥有的六家餐馆，放弃了对其他14家餐馆拥有的70%股权，作为交换，拥有那些餐馆少数股权的股东们同意支付租金和工资。
中国实际上不允许破产。在其他国家，破产程序能让企业主们设法偿还他们欠的钱。
孙女士欠了31名员工六周的工资。员工向当地劳动监察机构举报了她，后者将她移交给了警方。
疫情期间，孙女士给雇员开过工资欠单，这是其中一部分。 THE NEW YORK TIMES
她的头发在被拘留的16天里变白了。她把拘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冥想上。警方直到经过调查证实她没有隐藏任何资产后才释放了她。一年后，法庭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认定，她“没有犯罪事实”。但她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意和名声。
为了谋生，孙女士曾试图帮助管理仍在营业的12家曼尼咖啡分店。但中国严厉的“新冠清零”措施导致她在2022年几乎没有工作，也没有收入。她租住的小区被封控了八次。她从事送餐工作的哥哥有时给她点钱，有时给她送点吃的东西。
她患有肺癌的父亲感染了新冠病毒，于2022年12月25日去世。那天是她的47岁生日。
和许多中国人一样，孙女士曾以为，政府取消了“新冠清零”政策后，生意将在2023年反弹。但事实并非如此。
为了谋生，她眼下尝试在食品行业重新创业。她觉得，在经济低迷时期，她以前的顾客可能不想花100块钱吃牛排，但他们也许会花30元买一份放了辣椒的炒青菜。
她说，她不指望得到政府的任何财政支持。但她希望政府能将她的名字从黑名单上取消，她是2021年被列入黑名单的。
习近平上台几个月后，中国在2013年7月启用了所谓失信人员名单。今年3月的黑名单上有800万人。据中国媒体报道，许多企业主上了黑名单，包括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至少22家的创始人。
“我真的没有说让你给我多少钱，”孙女士说。“我只想让你把我从黑名单里面解除了，让我能成一个正常人，能正常地再次创业。”
“我要去一趟上海，我坐不了飞机，”她说。“我坐不了高铁，我是出不了门的。其实无形中，它和把你封到家里有什么区别？没区别。”
这是曼尼咖啡仍在经营的12家分店之一。孙女士想在食品行业重新创业。 THE NEW YORK TIMES
